●周存云
陶器的发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标志。它揭开了人类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新篇章，具有重大的划时代的意义。
仰韶文化和马家窑文化是我国彩陶的两个分布中心，仰韶文化出现的时间早，马家窑文化出现的时间相对较晚。距今约6000多年，中原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向西拓展到青海东部的黄河流域，是仰韶文化分布的最西端，成为黄河史前文化圈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标志着青海开始进入了彩陶高度发达的新石器时代。
公元前3500年左右，马家窑文化彩陶开始向西传播，逐渐形成一条自东向西的“彩陶之路”。这条路有南北两道，北道以河西走廊为主，经中亚、西亚，直至欧洲；南道主要为青海东部地区和川西北一带。由于青海地处华夏边缘的东西方交流通道上的独特地位，一直是考古学家们倍受关注的地区。而彩陶特点、生产模式等文化因素进一步揭示出青海东部和黄河中游地区之间的文化互动与交流。
彩陶的历史记述了早期文化发展的特征与面貌，展示了彩陶文化由鼎盛期进入衰落期的发展过程，也是研究甘青地区史前文化发展演变的重要平台，更是探索、研究中华文明产生发展的重要渠道。
如果说马家窑文化的分布表明了彩陶传播之路的轨迹，那么位于黄河上游的宗日遗址则展示了史前文化交融发展并创造出具有鲜明地方特色的区域文化的过程。
宗日遗址是马家窑文化在青海境内黄河上游分布的最远端，其文化内涵有一定的特殊性，它的墓地与青海其它地区发现的同类墓地有很大的差异，有着强烈的地域特点。
宗日遗址最早发现于20世纪70年代，起初名为“兔儿滩遗址”，归入马家窑文化半山类型。1994年考古发掘时以遗址所在地命名，更名为宗日遗址。“宗日”系藏语，意为人群聚集的地方。宗日遗址的发掘，打开了又一座地下文物宝库，340余座墓葬出土的各种文物达3万件之多，以彩色陶器最为引人注目。在琳琅满目的彩色陶器中不乏国宝级的文物，其中的舞蹈纹彩陶盆和二人抬物彩陶盆备受人们瞩目。在宗日遗址中，除了出土一批马家窑文化马家窑类型、半山类型细泥红陶质的各种彩色陶器外，还出土了大量器表呈乳红色或乳白色的夹砂彩陶器，显现一种紫红色横向多线波折纹竖向三角折线纹图案。根据调查，这种质地和纹饰的彩色陶器未见或罕见于东部农业区，而比较集中分布于龙羊峡以西的黄河沿岸地区。因此，有的学者主张，将这些具有比较特殊文化内涵的遗存从马家窑文化体系中独立出来，另外命名为宗日文化。宗日遗址的发掘，为研究宗日文化与马家窑文化之间的内在关系提供了新的佐证，为进一步探讨黄河上游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的发展格局以及人地关系提供了新的线索。
考古学家们根据考古发掘，把宗日式陶器和埋葬习俗放在甘青地区史前文化的背景上，从人群流变的角度论证出宗日遗存是马家窑文化西进的产物。宗日遗存的存在，使我们对甘青地区史前文化的发展脉络有了一个比以前更加深入的认识，即马家窑文化是仰韶文化边缘地区的一个特异化变体，宗日遗存又是马家窑文化边缘地区的特化产物。这种特化的背后是人群的迁徙与融合，是与环境变迁密切相关的人群活动的结果。
宗日式陶器从质地上看有夹砂陶和泥质陶两类，其中夹砂陶数量最多，占总数的85%左右；而泥质陶仅占15%左右。宗日墓地的夹砂陶实际上是一个完整的、具有自己特色的，可以独立于泥质陶之外的器物群，所以考古学家们将它称之为“宗日式陶器”。泥质陶器，因为与过去发现的马家窑文化陶器没有区分开来的鲜明特色，故沿用过去的称谓，称之为“马家窑文化陶器”。这是两个不同文化传统的器物群体，各自有着自己的结构与演化轨迹。宗日式陶器的种类非常简单，仅有夹砂瓮、单耳罐、夹砂碗三种，分别作为贮藏器、炊煮器、盛食器。功能的要求决定了器物的形态，一定程度上也决定着质地，例如盛食器要求大口浅腹，而炊煮器要求使用夹砂陶，但也有一些是不受功能制约的，例如制作技术、艺术加工。宗日墓地夹砂陶器在制作技术上表现为陶质、制法，在艺术上表现为施彩。相对于马家窑文化的灰褐色和红褐色，宗日的夹砂陶器色彩明显偏淡，有一定比例的乳白色陶器，这是其它文化中没有发现过的。宗日陶器的彩绘纹样并不复杂，主要有两大类，即折线纹和鸟纹。折线纹主要出现在小型壶类器物上；鸟纹主要出现在比较大型的贮藏器类上。至于单耳罐这样的炊煮器，彩绘并不普遍，口沿部位内彩出现较多，几乎都是倒三角纹；肩部也有部分施彩，形同夹砂瓮型上的鸟纹。夹砂碗内彩为主，外彩主要在上部，图案基本都是倒三角纹或者折尖竖条纹。实际上，三角纹、长条三角纹、倒三角纹、折尖竖条纹都是鸟纹的变体，所以宗日式陶器的彩绘图案仅仅包括横行连续折线纹和鸟纹及其变体这两个类别。作为一个器物群体，宗日式陶器是宗日墓地随葬陶器的主体，时间上几乎贯穿了整个墓地的起讫，其自身的发展过程也是比较完整的。作为陶器最显著特色的花纹图案其实也是在保持其整体风格的同时，不断地发生着一些细微的变化：鸟纹的变化首先是形象上，其次是组合上，折线纹的变化主要是组合。最初的鸟纹出现在夹砂瓮和夹砂碗上，都是长条形三角纹，前者尖端向上，后者相反；鸟纹之间经常使用点线分隔为几组。典型的鸟纹出现在夹砂瓮上，是一种形象的鸟纹，或为粗扁的鸟身上伸出细长的脖颈，或为大三角形折尖做鸟兽、下边伸出几道做羽毛，都可一眼看出表现的是鸟的形象。之后鸟纹开始简化，多是折尖的细长三角形。最晚的鸟纹有了分化，一种是简单的细长三角形，另一种是“之”字型折尖的三角形，共同点是均为两个到五个不等的成组出现。相比起来，折线纹因为图案太简单，所以本身无法有很多的改变，因此时间上的差异就表现在组合上，最初的折线纹往往从颈部开始直到底部，通身密密麻麻画满，之后逐步道数减少，位置向中间退缩，集中在最大径以上的肩腹部，最后经常就是潦草地绘上两三道折线纹了。宗日式陶器作为一个群体，种类齐全、特征鲜明、演化过程清晰，是一个独立的文化存在。
遗存是人们活动的物质遗留，所以遗存背后体现着的就是人们的活动，而陶器也能够反映使用陶器的人群。据考古学家研究，宗日遗存是马家窑类型时期东部农业文化向西发展的结果，是以转为农业定居的土著民为主体的人群的物质遗留。宗日的土著先民在马家窑类型彩陶的影响下，开始自己制造陶器时，定会按照自己的意图表现他们的观念意识，随着制陶技术的不断成熟，形成了已经脱离马家窑文化而自成一体的宗日式陶器。这是不同区域文化相互交流影响的结果，更是宗日土著先民按照自己的思想意识创新的结果。
宗日遗址中最常见的具有地方特色的新的文化因素，与甘青地区其他已知的新石器时代同类遗物有着明显的差异。考古学家认定，以宗日遗址为代表的这种文化遗存具有一定地域，存在于一定时期，有着自己独特器物群的新的考古学文化。
宗日文化类型的确定，为进一步研究青海土著文化提供了可靠的依据。宗日文化的独特属性极大地丰富了黄河上游地区远古文化的面貌，它填补了青海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的一大空白，为我们认识青海远古部族的特征提供了极具价值的资料，对研究高原早期民族的起源历史、社会发展和民族交流的历史，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青海史前文化历史悠久，文化类型多样，蕴含着丰富的精神内涵。正如裴文中先生所言：“彩陶发达的中心无疑是在黄河流域，西起青海，东迄河南，青海史前文化与中原文化有一脉相通之处，其为中国文化的孕育地，当无疑问也。”纵观青海史前文化在黄河流域古文明中的地位，可以肯定，黄河上游的青海就是华夏文明的发祥地之一，青海史前文化是构成黄河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作者单位：青海省文物局）
